当岗位不再需要我

一年前，我下岗了。当时，自己心里空虚极了，一个46岁的女人，在家里呆着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开始一个月，我怕邻里知道我没有工作了，便每天早上按点出门，晚上回来，不是到妈家里干些零活，就是到大商场里闲逛，还有时到下岗的姐妹家去互述苦恼心情。
时间一长，也顾不上脸面，不出门，整天在家里看电视，睡大觉，心里烦闷，也不打扮，陡然出门，把熟人吓了一跳，以为我得了什么大病。我如梦初醒，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必须找到新的工作。可我能干什么呢?想来想去，到饭店找个小工干干。我来到月坛饭馆一条街，从第一家开始打听，没想到我这个样子连个端盘子的活都找不到，老板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:“大姐，我的店小，用不起您这样的高手。”我以为人家是客气，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是个新手，从来没有干过，别太夸奖我。可怜!是我不知道自己的价钱，被小老板们打发出来。后来，有一个我熟悉的老板跟我说了实话，我才懂得人家是嫌我的岁数太大，不能招揽客人。我觉得自己很可悲。那位老板得知我的情况后，破例收我打小工，每天刷碗、择菜，工钱是300元。这个价钱是这条街比较高的，其中不乏老板照顾我的缘故。
我上班了，来到小饭店，第一件事是择菜，我择得很认真，一丝不苟，一捆韭菜我择了半个小时，再一看其他的小工，身边的菜择了一大堆。我真佩服她们的手头快，到底是老了，我比不来她们，看来，要当好小工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。我洗菜，占了一个水池子，洗了一会儿后，一个安徽的小姑娘客气地对我说:“阿姨，我来洗吧。”说罢，她插上手，把我挤到一边，三下五除二，一会儿就把那些菜洗了出来。但是水是水，泥是泥。死叶子包在里边，我说:“这不行，进口的东西要洗干净。”
“阿姨，瞧您说的，又不是您吃，洗那么干净多费水，水费又涨价了。”她说得理直气壮。我瞠目结舌，原来成本是这样降下来的。我心里特别扭，看见饺子就想吐。好歹干了一个月，我就不干了。看来，刷盘子的活儿我干不了，根本没有《北京人在纽约》中的王起明那么大的工作量，我就顶不住了，一天下来，两条腿像灌了铅，沉得自己都拖不动。想想自己是不中用了，10年插队，一直战天斗地，练就了铁肩膀，好腰板，没曾想，回城不到20年，就连刷盘子的活儿都干不了，成了废人?
越想自己越不甘心，不能什么都干不了，要寻找自己的出路，不为钱，就为自己的精神不倒。我怀着这样的心情，来到劳务市场。
和一群外地的小姑娘站在一起，等待别人挑选的滋味是无法言述的。我曾是一个国营大企业的生产调度，多少产品经过我的细心安排，成批量地生产出来，那时的我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先进代表。而今，我的青春和我的热血伴随着时光的流逝离我远去，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会成为编外人员，就是说，曾经召唤我的神圣岗位，不再需要我了。我心里说不出地难过，然而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权利抱怨?
正当我的思绪漫游的时候，一位老伯伯来到我的身边:“同志，你也是找保姆的?”
“哦，我，不，我是应聘的。您家需要保姆吗?”
“需要。可你为什么……”
“老伯，我是下岗的，您要什么样的条件?是照顾小孩还是老人，我都可以。”

同老伯细聊一会儿，原来，老伯的两个孩子都出国深造，留下了两个孙子，没有人照看。我的孩子已经上中学了，生活能力很强，学习更不用我操心，所以我是一个理想的人选。于是，我们成交了，老伯每个月给我400元钱，我可以住在他们家，也可以早晚来回跑。开始，我的丈夫不同意，他是一个公司的经理，收益颇丰，一方面不愿意我再出去辛苦，另一方面是男人的私心，认为自己的老婆出去做保姆是个丢人的事。他找到老板，说明我的情况，老板同意我到他们的公司去干。但我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因为，我不能依靠别人失去自我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。
到老伯家后，我除了给二位老人买菜做饭以外，还要照顾孩子的学习。开始几天很累，孩子不听话，总和我做对，为此，我看了许多家教和孩子心理学的书，对孩子的教育方法逐渐改变。过了一个月，孩子就愿意和我在一起，并不让我回家。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有了成绩，很高兴。
老伯每天都在翻译外文作品，原来，他还是一位教外语的教授。事情做顺了以后，富裕的时间多了，我想学外语的愿望每天都在心里翻腾，但不好开口，我是做保姆的，不是做学生的，再说已经46岁了，以前学的那些早就抛到脑袋后了，还能捡起来吗?就算学了一星半点，有什么用呢?可能老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主动要教我学外语。我欣喜若狂，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老师指导我。从此，我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内容。我努力地做事情，努力地学习外语，生活变得越来越有意义。逐渐地，老教授给我一段简短的小文章，让我翻译，然后他再帮我润色*。在他的推荐下，我翻译的东西居然连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!我对自己又有了信心，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目标，我想通过自己的手，把国外的一些家教情况介绍给国内同仁，在这个领域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不知自己能做到哪一步，但我会执着地追求!
(晴日摘自1997年1月7日《现代女报》)